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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煦等:回流影响到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认知能力

发布时间:2019-10-17 12:28    信息来源:admin

  运用四川及河北两省137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回流对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

  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计算,2015年全国流动儿童约3426万人,留守儿童约6877万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总数为1.03亿人,占全国儿童的38%;也就是说,中国每10名儿童中平均就有近4名儿童会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已有文献对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这两种分类,并不能准确地揭示中国人口流动中儿童遇到的复杂情形,其中之一就是已经在城市学习的流动儿童重新回到农村成为“回流儿童”。

  近些年来,回流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主要原因包括制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文化和心理因素等。制度方面主要是大城市通过“以教控人”等手段,限制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平等机会。与此同时,各省、市教育部门制定的异地中(高)考政策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报考也有诸多限制。为了更好地应对升学考试,适应户籍所在地的教材内容,不少流动儿童不得不返回户籍所在地学校学习。社会经济方面,由于经济不景气、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农民工不得不携带子女返回农村。在文化和心理上,流动儿童在城市学校所受到的歧视性对待,使之不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的学习和生活,形成回流动机。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课题组于2015年10月在四川和河北两省开展的贫困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专项追踪调查,主要收集学生的身体发育、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及学业发展等方面的信息。所调查的五个贫困县分别位于四川和河北两省,2015年四川和河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中分别位于第24位和第19位,并且同年四川、河北省的农村低保占比分列全国省级行政单位的第30、第20位,而调查的这5个样本县的低保覆盖率高于或接近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宋映泉等,2016),因此本文的样本县能较好地代表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情况。

  OLS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回流这一变量的影响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影响为负,初步表明回流对贫困地区农村儿童阅读成绩存在着统计上显著的负向影响。回流对学生标准化阅读成绩是否进入年级排名前20%和前50%概率的影响都为负,对学生是否进入年级排名后20%概率的影响为正,且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可见,回流不仅会显著降低农村儿童阅读成绩进入年级中上游(前20%和前50%)的概率,还会增加他们进入年级成绩排名后20%的可能性。据此,本文可以初步判断,回流在总体上会对学生的认知能力造成负向影响。

  从各控制变量影响的估计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年级的影响后,年龄越大的儿童认知能力越差。调查发现,同一年级中年龄较大的儿童抑郁的风险更高,这为年龄对认知能力的负向影响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相比于男孩,农村女孩的认知能力较好。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对于小学四、五年级的学龄儿童来说,女孩的身心发育要比男孩成熟早一些,这一早期优势显著增强了该年龄段女孩的认知能力。儿童的兄弟姐妹越多,其认知能力越低。不难理解,兄弟姐妹增多会稀释家中每个儿童获得的教育资源,从而抑制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资源稀释论”在本文研究中得到验证。寄宿显著降低了学生的阅读成绩;父母外出务工状况总的来说,对儿童的认知能力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除此之外,本文也发现班主任学历和班级规模对学生的认知没有统计上的影响。

  分位数估计结果表明,回流对阅读能力最差的第10和第25分位群体影响最大,而对阅读能力较强群体的负向影响则相对较小。自我决定理论认为(Deci et al.,1996),基础较好的学生由于具备更强的情绪调节能力、学习适应能力,他们能更快地融入新的环境,并且基础较好的学生更容易得到教师的情感支持,进而产生更强的学习动机,使得回流这一负面的环境冲击对这个群体认知能力的影响较小。

  家庭—学校—社区环境构成了学生教育的“交叠影响域”,它们共同为学生创造一个成长的环境,对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态度,实现学习和个人潜能的发展目标有重要作用。据此,本文主要从班级环境和家庭环境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教师对回流儿童缺乏足够的关心和帮助。在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班级环境因素中,教师是最为重要的外部变量之一。其中教师的关怀行为是一个重要方面,不仅对儿童的学业成绩有直接影响,还通过儿童的学习效能感这一中介作用发挥间接作用。本文估计发现,教师对回流儿童的关心程度显著低于非回流儿童,并且教师对学生的关心程度会直接影响学生的阅读成绩,这为回流儿童认知能力下降提供了一个解释。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回流儿童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斥甚至校园欺凌。有研究发现,一旦遭受欺凌,儿童在无法获得情感支持与慰藉的情况下,更可能把自己的情绪与感受隐藏起来;有些学生甚至会把遭受欺凌归因为自我问题,有的则会把它看作同伴如何看待自己的一个负面信息,并将这一负面信息整合到自我概念中,从而引发抑郁、焦虑、社会退缩和低自尊等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研究表明,校园欺凌的受害者不仅在心理健康上低于没有遭受欺凌的儿童,而且他们的学业成绩更加低下。本文选用四个指标来测量同学关系,包括欺凌、言语威胁、财物损害和同学排斥。研究发现,回流学生和没有经历回流的学生相比,他们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言语威胁、财物损害和同学排斥。这也说明了同学关系恶化可能是回流儿童认知能力下降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环境的影响。除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收入外,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会影响子女的学习动机和学业成绩。父母对学生期望的影响可以通过是否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活动体现出来。如果父母比较重视子女的学业进步,学生就会刻苦学习,以获得优异的成绩来博得父母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影响学生自我期望进而影响其学业成绩,并且学生自我期望与其学业成绩相互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非回流儿童,回流儿童获得父母的关心和支持都下降了,并且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对子女的阅读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证明父母的支持下降是回流儿童认知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由于城乡户籍制度没有从根本上被打破,在城市教育资源和政策约束的限制下,有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在学习的不同阶段都会返回农村继续学业。本文利用课题组2015年在四川和河北两省五县开展的农村寄宿制学校专项调查数据,从经验上考察了回流经历对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回流经历对贫困地区农村儿童的认知能力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表现为相对于非回流儿童,回流儿童的阅读能力和学业表现(语文成绩、数学成绩)更差,短期的随迁外出经历对于农村儿童认知发展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上述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初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儿童回流后,对校园环境的适应上还存在困难,并且父母的关心也有所下降。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固化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从政府层面来看,为了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保证每个人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特别是要让贫困家庭的儿童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回流儿童的认知能力下降,从制度层面上看,主要是源于二元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的城乡差异。因此,从长期来看,缩小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是提高回流儿童认知能力的根本举措。具体而言,本文的政策建议有三点。一是政府需要加快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特别是改革异地考试政策,保证农村流动儿童在城市接受义务制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的权利;二是农村父母在城市务工时,在不具备城市落户或稳定生活的条件下,不要盲目将子女带入城市就学;三是教师和家长应该更加关心回流儿童的学习和情感,使之更快更好地适应回流后的学习和生活环境。